第五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
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虽然三大诉讼法进行多次修改，在规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条件、方式、效力等方面有较大发展，但不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刑事检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均为补充的刑重民轻检察工作格局。第二，做优做实人民至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也是人民检察必须永葆的底色和亮色。
（六）展翼：以检察工作数字赋能为驱动数字检察战略是法律监督手段的革命。检察机关要立足法治全局，处理好自身法律监督与其他国家机关专门监督之间的关系，消除监督履职中的相互重叠与干扰，增强监督履职中的相互合作与补强，查缺补漏，合作共贏，真正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监督履职效果。在工作格局上，展开系统性理念、机构、工作变革，进行职能重塑、机构重组、机制重构，形成了四大检察的工作格局，推进各项检察工作全面充分协调发展。二是持续加强专业体系建设。在权力运行上，落实检察官员额制，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优化以案-件比为核心的业绩考评，强化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司法责任制全面有效落实。
党的十九大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时度势，以侦防职能转隶为契机，以内设机构改革为突破口，提出构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检察工作格局。在这一复杂系统中，对检察机关来说，实现内部一体融合与外部有机贯通之间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其特定要求。第四，汇报者的责任制度。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政府有完全的、绝对的自主裁量权，绝不意味着民意无需听取。当下，在民主时代，由于民主政制的宗旨是保护和促进人民权益，故听取和回应民意应该更多以开放的且制度化的形式出现。有文化的、广泛阅读的商人阶层崛起，聚集在沙龙和咖啡馆等新的流行场所中，在倡导基本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哲学的鼓舞下，开始明确表达对王室专制主义的批评，并在政治事务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就此案引起的当下美国民意而言，言其属于反多数，也并不为过。
然而，民意是否就一定不能被违逆呢？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违逆，如与民选机关的决定或民意调查的多数意见相左，是不是就一定因为反多数反民主而失去合法性或正当性呢？答案是并不尽然。这些历史趋势包括:人们读写能力的提高、商人阶层的扩张、新教改革以及印刷业发展带来的文献流通等。
民意应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但又必须避免政府决策为情绪、偏狭、低俗、错误的民意所左右。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思想之中，听取和回应民意的主旨应该是保证君王之治的安定，所谓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有时，为行文简洁起见，当需要合并表达意见、意愿和意志时，也会用意愿统称。当前，《民法典》颁布施行未久，对行政法典或行政基本法的呼声日渐高扬，对曾经倡议已久的统一行政程序法也再起顾盼，希冀通过对行政的全面规范，塑造完整的法治政府，全方位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
三则，现实中的民主政府有可能尚未发展出足以避免民粹主义领导人操纵和利用民意的成熟制度。考虑行政绩效涉及如何花好纳税人的钱、办好纳税人的事，所以，凡是内部行政关乎行政绩效的重大举措或改革措施，也应该以听取民意为原则。第二，利益代表都是合适的、真正可以为其所代表的利益发声的。而道布斯案裁决，恰恰是最高法院对宪法隐私权的解释。
因为，平等尊重意味着不能绝对排斥情绪的、偏狭的、低俗的、错误的意见，而从善则意味着需要区别对待，择其善者而从之。第二，汇报者在扼要汇报中遗漏了重要的公众意见。
在当代，对于一个承诺以民主为立宪基础、将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立宪原则的政府而言，无论是其立法、行政分支还是其司法分支，都需要在如何回应民意上进行与其职能特色相匹配的，谨慎、耐心、精细又富有创造性、专业性的制度探索。而这些缺陷带来的危害，如果不能完全杜绝的话，可通过其他制度予以减少。
后者是信息、意见、观点的单方面输送，只是希望公众接受，而不顾公众是否有不同的信息、意见、观点。即便是当其意义指向共识或共同意志时，多数情况下也隐含不同意见逐渐达成共识或共同意志的过程。第四，民意不一定仅仅指向多数人的意愿，少数人的意愿也同样包括在内，尽管前者往往被认为是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正当性(legitimacy)所在。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意 。第三，汇报者汇报过程的记录制度。要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最好的办法不是通过公开的理性辩论得出任何共识结论，而是通过在定期选举和公民投票基础上的多数人统治，国家只是在竞争性实现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个人和团体之间充当裁判角色。
本卷辟出行政程序法专栏，是对此立法愿望的呼应。例如，前文提及的通过理性辩论形成民意。
本文以下无意对此主题进行全面的触及和铺开，而是针对与人民更多直接交道、与人民福祉更为直接相关的政府（狭义的，即行政），讨论应该通过怎样的制度，促使其更好地回应民意，提升其开放、交流、负责的形象。在中国特殊的政制框架之下，政府应当如何回应民意这一兼具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议题，相信会是未来的统一立法不可回避的。
而具体实施并非如此简单明了，需要应对的问题也不限于以上所述。四是问卷调查、民意调查，即政府机构或其委托的民间调查机构，以问卷、电话、邮件等方法了解不特定民众的想法或看法，其往往由调查者设计调查的问题以及可能的选项，被调查者也是从预先设定的选项中进行选择，并没有充分空间说明选择的理由，也无法选择调查者未设计的选项。
第二，托克维尔笔下的多数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威胁始终存在。第二，听取意见情况的汇报制度。第三，对特定群体有利的决定有可能涉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而其他群体即便并未受到不利影响，也会对如何分配有不同意见。由此，民主政府内在固有的一个风险是很容易滑向勒庞所担心的领导人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等手法动员群体听命、顺服和盲从。
尤其是，当多数民意倾向某种方案，而政府选择了另外一种方案时，就更应该以充足的事实依据、周全的价值权衡向公众说明违逆民意的合法性/正当性。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缺陷，该方法仍然不失为处理听取谁的意见这一问题的经济有效的答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政制之中，最高法院若错误解释国会立法，限缩了公民权利，国会可以修改法律，重新建立起原本立法的意愿。事实上，无论是前民主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治理者都未曾如此对待民意。
然而，听取每个人意见的原则付诸实践，需要处理五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第一，什么情况下需要听取意见？第二，什么时间节点听取意见？第三，谁来听取意见？第四，听取谁的意见？第五，通过什么方式听取意见？1.什么情况下需要听取意见？原则上，但凡政府决定对个人利益有影响的，特别是构成不利影响的，都应当听取相关个人意见。这些条款建立了一个责任链: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一人民代表大会一人民（箭头所指即对谁负责），最终端就是对主权者人民负责。
即便是被大致视为有着相同利益的群体，如女性、残障人士、律师、农民工等，在其内部也会有迥然相异的观点。然而，第二个理由更多是排除司法审查的过早干预，其所指向的行政过程的不成熟环节，若确实涉及行政管理或服务对象的利益，恰是听取意见应当适用的场合。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三种信息传递失真的可能性：第一，汇报者对不同的公众意见进行了自己的解读和汇报。第二，对特定群体有利的决定有可能存在多种备选方案以及同一群体内部对不同备选方案可能有不同意见。
只是，为了让本文的聚焦更加显明，还是有必要在此以并非周全的框架方式，大致勾勒出本文所指的民意是什么、不是什么。由此，美国预计有接近一半的州会出台法律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
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的以上描述想来无法覆盖public opinion一词的全部历史，可也已经折射出其意义的多变性。其二，内部行政即便存在涉及行政管理或服务对象的活动，也可能处于不成熟环节，行政机关尚有权进行裁量决断，故不必对其施以严格的规则之治。
为尽可能减少民主政府的现实局限给民意引导造成的负面影响，就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缓冲装置，其核心就是打造理性的、向善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交流。由此，在进入民主时代以后，套用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话，人民的力量是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是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